由 JL 發表
今年45歲的阿強，是一名工地的臨時工。在工地圈子裡，他是一個熟面孔，幾乎每天都能在不同的工地找到他忙碌的身影。他沒有固定的僱主，也沒有任何正式的勞保或健康保險，所有的收入都依靠每天的現金工資。對於阿強來說，這樣的生活雖然不穩定，但卻是他唯一的選擇。
幾年前，阿強因為經商失敗，欠下了一大筆債務。債主不斷催逼，他的家人也因此離開了他。為了躲避法院的強制執行，他不敢有任何正式的工作記錄，更不敢投保勞保，深怕自己的工資被扣走。於是，他只能選擇當黑工，靠著每天的辛苦勞動來勉強維持生活。
工地的臨時工工作危險且高壓，安全措施更是少之又少。阿強明白，工地的老闆們不會為像他這樣的黑工提供任何保障。安全帽和防護裝備有時只是擺設，腳手架是否穩固、機械是否維護良好，這些問題從來沒有人在意。阿強也知道，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意外，他很可能連醫療費都無法承擔，更不可能得到任何賠償。
某一天，阿強接到一個拆除舊建築的臨時工作。這是一棟年久失修的老房子，結構早已不穩固，但工地老闆為了節省成本，沒有聘請專業的拆除團隊，而是臨時招來幾個工人，讓他們用最簡單的工具進行拆除作業。阿強和另外幾名工人被安排到二樓拆除牆面，他們只被簡單地告知：「小心點，別摔下來。」
就在阿強用鐵鎚敲擊一面牆時，意外發生了。牆體突然坍塌，碎石和磚塊從二樓砸了下來，阿強的左腿被壓在了倒塌的牆體下。他痛得無法移動，其他工人手忙腳亂地把他拉了出來，但他的左腿已經腫脹得嚴重變形，根本無法站立。
工地老闆得知後，第一反應不是叫救護車，而是擔心事情鬧大會被檢舉。他匆匆塞了一疊現金給阿強，說：「你先拿去看醫生，別說是我們工地的事，這錢就當是補償。」然後就再也不見人影了。
阿強被其他工人送到附近的診所，醫生建議他立即轉院，因為他的左腿骨折，需要手術固定。但一聽到手術費用，阿強的心涼了半截。他手上的現金根本不夠支付高昂的醫療費用，更別說後續的復健和生活開銷。他猶豫再三，最後選擇回到租屋處，用簡單的繃帶和止痛藥硬撐著。
接下來的日子，阿強的生活陷入了困境。他無法工作，沒有收入，房租和日常開銷壓得他喘不過氣來。朋友勸他去勞工局申訴，但阿強卻苦笑著說：「我是黑工，哪裡有資格去申訴？再說了，就算告了，老闆也不會承認我是他的工人，最後吃虧的還是我。」
就在阿強幾乎絕望的時候，他的故事被一位專為原民服務的就服員知道。這位就服員為阿強聯繫了新事社會服務中心的職災組社工。社工告訴阿強:即使是黑工，也仍然有權利為自己的職災爭取補償，並建議他尋求法律援助。
在社工的幫助下，阿強開始整理相關證據，包括當時工地其他工人的證詞，以及他受傷後的醫療記錄。儘管過程中遇到了許多阻力，特別是工地老闆試圖推卸責任，聯合族人們對阿強施壓，甚至威脅阿強不要再追究，但社工、原民就服員和律師團隊始終堅持陪伴著他。
經過漫長的調解和協商，阿強最終獲得了一筆補償金，足夠支付他的醫療費用和短期的生活開銷。雖然他的左腿經過手術後仍然留有後遺症，無法再從事重體力勞動，但社工幫他聯繫了當地的職能重建計畫，讓他學習了一些簡單的技術工作，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。
阿強的故事雖然有了一個相對圓滿的結局，但他心裡明白，還有許多像他一樣的工地臨時工，默默承受著職業傷害的風險，卻不敢發聲。他開始參與一些職災勞工的分享會，向其他人講述自己的經歷，鼓勵更多的黑工勇敢站出來，為自己的權益發聲。
在一次分享會上，阿強說了一句讓人印象深刻的話：「我們這些人，總覺得自己是社會的邊緣人，沒有資格爭取什麼。但其實，越是沒有人替我們說話，我們越要站出來，因為我們的生命和健康，跟任何人一樣重要。」
工地臨時工的處境不僅是個人的困難，更是整個社會應該正視的問題。無論身份如何，每位勞動者都應該擁有基本的安全保障和職災補償機制。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法律的完善，更是對弱勢勞工群體的關注與支持，讓每一個默默付出的勞動者，都能在遭遇困難時，擁有被看見和被幫助的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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